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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通俗小說研究中，有許多疑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不僅影響到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認識和理解，也影響到對中國小說發展的認識和理解。
...清刻本《四大奇書第一種》
明代「四大奇書」的成書年代問題，至今就還沒有一部得到徹底解決。這固然是由於通俗小說在古代一直被視為「閒書」，雖然可以供消遣，卻不能登大雅之堂，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從來不著錄這些「閒書」，藏書家雖有收藏通俗小說的，卻大多語焉不詳，學者們即使有所評論，也只是即興式的，不會用做學問的態度去對待，故相關文獻不僅稀少，且都不成系統，往往道聽途說，捕風捉影，人云亦云。
因此，像「四大奇書」這樣「世代累積型」小說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就成了無法解決的疑難問題。
那麼，是否有什麼方法能夠破解這一窘境，為通俗小說研究打開新局面呢？筆者認為，文獻-傳播學方法就是解決通俗小說疑難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
下面以《水滸傳》成書年代的討論為例，試作說明。
文獻學方法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舉凡目錄、版本、校勘、辨偽等文獻學方法，也是通俗小說研究中經常採用的方法。應該承認，用文獻學方法研究《水滸傳》的成書年代，是推進了相關問題討論的深入的。
...《水滸傳》郵票
一般來說，一部作品的成書年代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這可以根據作者本人、同時代人的有關記載，或者依據該作品的版本及所題署的作者來確定其成書年代。
然而，《水滸傳》作者本身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自然不能通過作者自述或同時代人的記載來確定作品的成書年代，而只能通過書目文獻和相關記錄去了解。
最早記錄《水滸傳》的是明人，他們要麼記錄了版本卻未記錄作者，要麼記錄了作者卻又說法不一。前者如周弘祖（1559年進士）的《古今書刻》，雖然著錄了「都察院：《水滸傳》」[1]，卻並未著明作者。後者情況複雜，如依時間順序大體可梳理出如下線索:
最早提到《水滸傳》作者（時人稱為編者或編撰者）的是嘉靖時期的高儒、郎瑛和田汝成等。
...《百川書志》
高儒（？-1553）《百川書志》著錄云：「《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2]
郎瑛（1487-?）《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3]這裡的《宋江》大家都以為是指《水滸傳》，所記編者（可以做作者理解）是羅貫中，又說「的本」來自施耐庵。
而田汝成（1503-1557）《西湖遊覽志余》則載：「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4]明確指出《水滸傳》編撰者是羅貫中，只是沒有說明其編撰《水滸傳》是否有所本。
...光緒二十二年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本《西湖遊覽志余》
田氏的說法與高儒、郎瑛的說法大同小異，不算有很大矛盾。他們都是明中葉人，主要活動在嘉靖年間，如果他們的記載可信，那麼《水滸傳》的編撰者應該是羅貫中，他是南宋時期的錢塘（杭）人；他在編撰《水滸傳》時利用了錢塘施耐庵的「的本」。
不管「的本」釋為「真本」還是「底本」，施耐庵在《水滸傳》成書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後人談及《水滸傳》時，便常常將他與羅貫中相提並論。
如李贄（1527-1602）《忠義水滸傳序》說：「《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5]將施、羅二人並提，承認他們是《水滸傳》的共同作者，並無軒輊。
與田汝成不同的是，李贄說施耐庵、羅貫中是元人，不是宋人，而既言「身在元，心在宋」，大概是宋末元初人，如周密、張炎之流。
許自昌（1578-1623）《樗齋漫錄》引錢允治（1541-1628前後）的話說「《水滸傳》成於南宋遺民杭人羅本貫中」[6]，與李贄所說相近。
大滌餘人（真實姓名不詳）《刻忠義水滸傳緣起》，綠天館主人（一般認為即馮夢龍）《古今小說敘》等也將施、羅並提，承認他們都是《水滸傳》作者。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而明末金聖嘆（1608-1661）則稱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只有70回，為東都施耐庵所撰，而《水滸全傳》70回以後的文字是羅貫中「狗尾續貂」，與施耐庵無關。
這樣，在金聖嘆看來，貫華堂古本《水滸傳》（題名《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之外的所謂《水滸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等）就成了施、羅二人分別撰寫的兩部作品，即正、續《水滸傳》的捏合。
明代也有學者認為《水滸傳》的編撰者不是羅貫中而是施耐庵的，如周暉、胡應麟等。周暉（1546-1627後）在《金陵瑣事》中轉述李贄的話說：「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7]
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說「故施、羅二公傳《水滸》」，周暉轉述時只稱「施耐庵《水滸傳》」，要麼轉述有誤，要麼李贄所說重點原本在施耐庵，周暉才如此記錄，而周氏本人大概是認可《水滸傳》作者是元代施耐庵的。
...《少室山房筆叢》
萬曆年間的胡應麟（1551-1602）則明確指出：「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為《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8]
按照胡氏的說法，《水滸傳》的編撰者是施耐庵，他是元代錢塘人，羅貫中是他的門人，羅氏並未編撰《水滸傳》，而是模仿老師的《水滸傳》編撰了《三國志演義》。胡氏的這一說法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從一本小說的序中得知的，序中所說當然也只是一種傳說，不會有確實的根據，不然，精於考證的胡氏是會加以說明的。
不過，這種傳說並非胡應麟一個人聽說過，明末盛於斯（1598-1641）也稱：「施耐庵作《水滸傳》，其聖於義者乎！其神於義者乎！……耐庵，元人也，而心忠於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覺淋漓婉轉，刻畫如生。」[9]指明《水滸傳》作者即施耐庵，而且是元人，與胡應麟看到的小說序的說法相同。
...《評論出像水滸傳》
此外，萬曆四十七年（1619）龔韶山刊本《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有託名林瀚序云：「《三國志》羅貫中所編，《水滸傳》則錢塘施耐庵集成。」[10]明確說《水滸傳》作者是施耐庵。
明人劉仕義（生卒年不詳）的《新刊玩易軒新知錄》、明清之際徐樹丕（1596-1683）的《識小錄》等也都認為《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明人談論《水滸傳》作者並非只涉及施耐庵、羅貫中，還有其他說法。
如果說王圻（1530-1615）《續文獻通考》所云「《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11]，可能是轉述田汝成的話出了錯，可以不計；那麼，徐復祚（1560-1630後）所說：「『三十六』正史所載，『一百八』施君美（或雲羅貫中）《水滸傳》所載也，當以史為正。」[12]可以證明明代還流傳著《水滸傳》作者為施惠（君美）的另一種說法。[13]
至於明萬曆《水滸傳》刊本有題「中原貫中羅道本名卿父編輯」的，有題「清源姚宗鎮國藩父編」的，恐怕也是關於《水滸傳》作者傳說中的幾種。
...1956年6月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水滸志傳評林》
如果說這些說法並沒有什麼根據，那麼，說施耐庵、羅貫中又何嘗有多少根據！正如清初周亮工（1612-1672）所說：「《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志》又雲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嘆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予謂世安有為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為耐庵作，不知何據。」[14]
周亮工的話極有道理。雖然《水滸傳》可能是在歷代傳講水滸故事的基礎上由某一作者整理加工而成，而在當時鄙視通俗小說的情勢下，誰又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就是通俗小說《水滸傳》的作者呢？
20世紀以來，通俗小說的地位不斷提升，《水滸傳》的作者受到人們的重視，花力氣研究《水滸傳》作者的學者不斷增加，成果亦復不少。如天僇生的《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15]、佚名的《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16]、恨水的《施耐庵為何作〈水滸〉》[17]、觀雲的《水滸及其作者》[18]、於時夏的《〈水滸傳〉的作者》[19]、范煙橋的《施耐庵之謎》[20]、程樹德的《談施耐庵》[21]、豪雨的《誰是〈水滸〉的主要作者》[22]等，他們大都將作者鎖定在了施耐庵。
...《〈水滸傳〉版本知見錄》，鄧雷編著，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人們之所以捨棄羅貫中而青睞施耐庵，一方面是因為在時人心目中羅貫中已經篤定為《三國演義》的作者，似不可能寫這本風格迥異的《水滸傳》。明人胡應麟就說過：「郎（瑛）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23]另一方面，也是讀了金聖嘆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而受其影響的緣故。
因為「自金聖嘆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出現之後，郭本七十一回之後的本文，便幾為世人所忘。三百年來，世人僅得讀聖嘆所刪的前部七十一回。其後半的二十九回，不必說讀者不多，即知之者亦少」[24]。
在胡適為汪原放新式標點《水滸傳》寫序言做《水滸傳考證》的1920年，他也「只曾見著幾種七十回本的《水滸》」[25]，此後10個多月，他才看到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回本，且多為日藏本或日譯本，主要是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幫他收集的。
他以為「前人既多說《水滸》是羅貫中做的，我們不妨假定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明朝中葉（弘治、正德時代）施耐庵用原百回本重新改造成七十回本，與金聖嘆的貫華堂古本相同，「到了嘉靖朝，武定侯郭勛刻出一部定本《水滸傳》來，這部書是有一百回的」，胡適通過這些考證後斷定：「（一）施耐庵決不是宋元兩朝人。（二）他決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為這三個時代不會產出這七十回本的《水滸傳》。（三）從文學進化的觀點看起來，這部《水滸傳》，這個施耐庵，應該產生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施耐庵』大概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託的名字」。[26]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的意見與胡適接近，他認為：「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公聞於故老者亦第雲羅氏，比郭氏本出，始著（著）耐庵，因疑施乃演為繁本者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後人見繁本題施作羅編，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為敷衍，定耐庵與貫中同籍，為錢塘人，且是其師。」[27]
儘管明人談論《水滸傳》作者最多的是羅貫中[28]，畢竟敵不過《水滸傳》傳播過程中實際產生的影響。由於清人所讀《水滸傳》是貫華堂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人們都以為《水滸傳》的作者就是施耐庵，直到近現代也仍然如此。
1928年，江蘇興化縣誌職員胡瑞亭（生卒年不詳）在上海《新聞報》「快活林」副刊發表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自稱當年秋天他因公在江蘇興化調查戶口時，發現白駒鎮施家橋施氏宗祠內所供奉的一世祖諱耐庵，就是著《水滸傳》者。
於是他遍查施氏族譜，發現族譜里載有袁吉人的《耐庵小史》、王道生的《施耐庵墓誌》等，便節其崖略，聯綴成文，公之於眾。[29]由於這些材料來源不明，疑點很多，當時並沒有引起學術界重視。
...《施耐庵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後，《水滸傳》受到特別重視。1952年，江蘇劉冬、黃清江等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寫成《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寄給《文藝報》，《文藝報》編輯部以為值得重視，於是轉請有關方面設法在蘇北進行調查，蘇北文聯派丁正華、蘇從麟進行了為期10天的調查，又發現了一些新材料，他們將調查結果寫成《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文藝報》隨即節要發表了劉冬等的文章和這份調查報告。[30]
劉文和報告提供的新材料主要有：李恭簡所修《興化縣續志·補遺》載無名氏《施耐庵傳》、王道生《施耐庵墓誌》，《吳王張士誠載紀》附考引袁吉人《耐庵小史》，《施氏族譜》載楊新《故處士施公（讓）墓志銘》，以及神主、墓碑等。
李恭簡為興化人，日偽時期當過偽縣長，《興化縣續志》就修成於那一時期。此人當時已經死亡，《施耐庵傳》、《施耐庵墓誌》等材料來源不明，無法查證。
而就材料本身來說，可謂漏洞百出，不堪考辨。因此，《文藝報》編者認為這些材料「仍不夠充分和確實」，難以得出確定的結論。
...《施氏家簿譜》
當時受文化部派遣參加過調查的聶紺弩甚至說：「《水滸》決不是什麼思想家、革命家的創作，我到蘇北調查過施耐庵的材料，所有關於施耐庵參加過張士誠的起義的傳說，以及別種傳說，全是捕風捉影，無稽之談，連施耐庵的影子也沒有，還參加什麼起義呢？」[31]
其後儘管有趙景深的《關於〈水滸傳〉的作者問題》[32]、朱偰的《從明人筆記里看〈水滸〉的作者》[33]、陳中凡的《試論〈水滸傳〉的著者及其創作時代》[34]、李希凡的《〈水滸〉的作者與〈水滸〉的長篇結構》[35]、丁正華的《施耐庵為興化施族祖先應非假託辯》[36]，以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事跡雜考》和《施耐庵事跡還繼續待考》等參與討論[37]，都未能真正解決《水滸傳》的作者問題。
1962年6月27日，中共興化縣委宣傳部派趙振宜等去傳說中的施耐庵墓所在地施家橋採訪，於社員陳大祥家發現1958年出土的傳為施耐庵兒子的施讓墓「地照」磚一塊，證明《施氏族譜》所載楊新《故處士施公（讓）墓志銘》是可信的。
...《故處士施公墓志銘》
1981年底至1982年初，興化縣和大豐縣又相繼發現《施氏長門譜》（即《施氏家簿譜》）、《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等文物資料，《施氏長門譜》載始祖彥端字耐庵，與施氏後裔的傳說相符；《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稱彥端為曾祖，與族譜相符。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施耐庵為施家橋施氏一世祖的問題已經解決，《水滸傳》作者的問題可以定案了。
然而，更多的人不同意這一結論，他們的理由是，雖然施氏的族譜、一世祖施彥端，以及施讓、施廷佐都是真實的，但施彥端是否就是著《水滸傳》的施耐庵卻不能確定。
一是《施氏長門譜》是1918年施氏後裔滿家抄錄，「字耐庵」是旁批小字，並無其他文獻佐證，有後加的嫌疑；二是始祖彥端可能是字而不是名，而耐庵應該是號而不可能是字；三是這個施彥端與《水滸傳》有什麼聯繫，仍然缺乏可信的資料，而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儘管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說：
「
處士施公，諱讓，字以謙。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後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國初，征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以自遣。積德累行，鄉鄰以賢德稱。[38]
」
看這段記載，言之鑿鑿，似乎這個施耐庵確實著有《水滸》。
...施耐庵塑像
然而，稍一琢磨，疑竇頓生：第一，在施讓的墓誌里大談先公耐庵，未免喧賓奪主，不合體例；第二，元至順二年辛未（1331）並沒有開科取士，不存在施耐庵中至順辛未科進士的可能；第三，以上文字只見於咸豐年間修撰的《施氏族譜》，而乾隆年間修撰的《施氏長門譜》所載《故處士施公墓志銘》的文字卻是：
「
處士施公，諱讓，字以謙。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後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先公彥端，積德累行，鄉鄰以賢德稱。[39]
」
不僅沒有施耐庵的名字，也沒有施耐庵著《水滸》以自遣的內容，有關施耐庵著《水滸》的內容顯然是後來加上的。
...《水滸傳資料彙編》
施耐庵究竟何許人？是江蘇興化施家橋施氏的始祖，還是《水滸傳》演為繁本者的託名，或者就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還難以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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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325頁。
[2] 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82頁。
[3] 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三國宋江演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46頁。
[4]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二十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4頁。
[5]李贄：《焚書》卷三《忠義水滸傳序》，見《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9頁。
[6] 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133冊，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2頁。
[7]周暉：《金陵瑣事》卷一《五大部文章》，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56頁。
[8]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岳委談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36頁。
[9]盛於斯：《休庵影語》卷一《總批水滸傳》，上海：開明書店，1931年，第34頁。
[10]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949頁。
[11]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經籍考·傳記類》，北京：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2698頁。
[12]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
[13]晚清以來主張施耐庵即鍾嗣成《錄鬼簿》所載施惠者不少，如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三引《懷香樓閒話》云：「《元宵鬧》雜劇，無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滸傳》盧俊義事。」吳梅《顧曲麈談》稱：「《幽閨》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滸傳》之耐庵居士也。」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六《明清小說部乙·說公案》第三《水滸傳》云：「此書撰人，自明以來，相傳有羅貫中、施耐庵二說。……耐庵即施惠號，見傳抄本寶敦摟《傳奇匯目考》。惠，字君美（一雲字君承），錢塘人。二人（施、羅）皆元末明初人。第不知《水滸傳》果為誰作耳。」《傳奇匯目考》一名《傳奇匯考標目》，其有云：「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
[14]周亮工：《書影》（十卷本）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頁。
[15] 天僇生：《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月月小說》第十四號，1907年，第5-9頁。
[16] 佚名：《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新世界小說社報》第8期，轉引自郭紹虞、羅根澤主編《中國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上冊，第280-285頁。
[17] 恨水：《施耐庵為何作〈水滸〉》，《益世報》1926年12月2日。
[18] 觀云：《水滸及其作者》，《一般》7卷4期，1929年。
[19] 於時夏：《〈水滸傳〉的作者》，《申報》1933年12月6日。
[20] 范煙橋：《施耐庵之謎》，《新聞報》「新園林」副刊1949年3月15日。
[21] 程樹德：《談施耐庵》，《新民報晚刊》1952年1月14日。
[22] 豪雨：《誰是〈水滸〉的主要作者》，《新民報晚刊》1952年11月28-30日。
[23]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岳委談下》，第438頁。
[24]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載《中國文學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123頁。
[25]胡適：《水滸傳後考》，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0年，第67頁。
[26]胡適：《水滸傳考證》，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46-47頁。
[2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22頁。
[28]除了上文提及的外，許自昌（1578-1623）《樗齋漫錄》、陳氏尺蠖齋（真實姓名不詳）《評釋東西兩晉演義序》等都認為《水滸傳》作者是羅貫中。
[29]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新聞報》「快活林」副刊1928年11月8日。
[30] 劉冬等：《施耐庵與〈水滸傳〉》，丁正華等：《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文藝報》1952年第21期。
[31]聶紺弩：《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自序第4頁。
[32] 趙景深：《關於〈水滸傳〉的作者問題》，《曉報》1952年12月3日，後收入《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136-137頁。
[33] 朱偰：《從明人筆記里看〈水滸〉的作者》，《新民報晚刊》1953年2月12、13日。
[34] 陳中凡：《試論〈水滸傳〉的著者及其創作時代》，《南京大學學報》1955年創刊號第1期。
[35]李希凡：《〈水滸〉的作者與〈水滸〉的長篇結構》，《文藝月報》1956年1月號。
[36] 丁正華：《施耐庵為興化施族祖先應非假託辯》，《江海學刊》1961年第5期。
[37]二文分見上海《新民報》晚刊1956年11月1日、11月14日，分別署名研、傅逵。
[38]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
[39]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施耐庵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文物與史料部分《故處士施公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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